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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百万例器官移植从何而来?

发布日期:2016年12月01日   文章来源:凯风网   作者:格雷戈里·格洛巴 娜佳(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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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在关于“器官活摘”的《调查报告》出炉10周年之际,两个大卫及美国“捍卫民主基金会成员伊森·葛特曼又以“独立维权人士”之名抛出《2016年更新报告》,称中国活摘信仰囚犯器官、杀戮150万人。乌克兰全国记者联盟成员、知名反邪教专家对此撰写系列驳斥文章,这是第二篇,就“独立维权人士”的“活摘”证据进行分析驳斥,揭露他们捏造证据、歪曲事实、制造谣言的卑劣行径 

  对于2007年出炉的《器官活摘调查更新报告》我做了仔细研究,并写了一本书《参天的酸果蔓树冠下的法轮功》(2011年基辅出版)。因此,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人权卫士们在近十年中找到了那些指控新证据?也许在这些年中,他们会针对以前指控的证据不足和信度不足等弱点进行改正?

对此问题感兴趣的不光是我。2016年8月,《2016年更新报告》抛出刚一个月,香港举办了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自然对最近雀声四起的指控十分关注。国际器官移植协会前任主席、哈佛医学院麻省总医院教授弗朗西斯·德尔莫尼克通过视频连线与中外专家交流,他指出,“应当问一问散布这些谣言的人,他们的证据何在,良心又何在?”

  而《更新报告》作者的回答却令人失望:“如果你们读完了我们所写的东西至今仍不相信,在中国无辜的人们因器官活摘而被杀戮的话,那么,要你们相信的其他证据还没有。我们所做的补充工作是为了揭露一些新的事实:在中国无辜人们因器官活摘而被杀戮的数字远远超出我们之前的预期,大得惊人。”(见2016年《报告》第15页,链接:http://endorganpillaging.org/wp-content/uploads/2016/06/Bloody_Harvest-The_Slaughter-June-23-V2.pdf)。请仔细想想:“人权卫士们”不能为自己的指控找到新证据,却又抛出有关杀戮的新指控,且“数字大得惊人”,不用证据说话,玩弄数字游戏,这是他们的惯用手法。

  《报告》作者之一伊森·葛特曼在接受法轮功网站“大纪元”的采访时称:“我们在上一次的更新报告,即在《血腥的丰收》和《大屠杀》中已令人信服地证实,器官来源于中国的信仰囚犯,因此我们不会对已证实的东西再证实。”那好吧,就让我们相信所谓的令人信服地证据存在于“上一次的更新报告”中,把它好好读一下吧。如此,2007年的《更新报告》(亦被译为《血腥的丰收》、《血腥的收成》、《血腥器官活摘》等)中第8页写道:  

  “我们必须考虑很多因素……每一个因素本身并不能作为指控的论据和证据,但把他们集合起来就会构成一个整体画面。” 

  “我们考察的很多证据本身并不是‘铁证’,但如果没有它们,很可能受人口舌。这些因素的集合,特别是当大量因素集合在一起的时候,会使指控变得可信,但每个单独的因素做不到这一点。” 

  2007年《更新报告》第50页写道:“类似悬殊的数字不能证实活摘法轮功信徒器官的说法是可信的。”  

  在此不禁要问,在过去的这些年中,是用什么方法把“不是铁证”以及“变得可信”变成了“我们已证实过,不必再证实”? 

  当《报告》作者津津乐道“确凿证据”的时候,明眼人就能看出,他们为什么不乐意提供新证据。以下是《大纪元》对伊森·葛特曼的采访摘录: 

  问:“活摘法轮功信徒级其他信仰囚犯器官的主要证据是什么?” 

  伊森·葛特曼:对我而言,从中国监狱逃出来的囚犯是主要证据。监狱里对他们进行体检是为了确定他们的器官状况,但对其他囚犯不做那样的体检。有些时候也对回族囚犯、藏族囚犯及基督教囚犯做体检,这说明他们也是器官活摘的潜在牺牲品。” 

  由此可见,对囚犯进行验血和体检,在“人权卫士”眼里就是证据,而且是器官活摘的主要证据。 

  公共汽车停车场作为大屠杀的证据 

  接着上面的采访: 

  “还有其他证据。我采访过的一个证人透露了关于活摘法轮功信徒器官的秘密,囚犯从劳改营里被押上公共汽车运走,证人还指给我看公共汽车停靠的地方,就在监狱焚尸炉旁边。我们早就知道那样的事了,确有其事。” 

  必须再重复一个简单的真理:证人应是目击者,而不是重复道听途说的人,这个真理我在2011年就写过,但那些大律师和维权人士至今还不明白。 

  不知《更新报告》的作者是否看过瓦尔特·斯考特的小说《艾文豪骑士的叙事诗》,他们的指控、“证人”和“证据”与该小说描写的审问中的指证很相似,全都是子虚乌有。 

  作者们还竭力强调军医也参与器官移植。2016年《报告》第7页写道:“第五章是那些去中国做器官移植的外国患者的证言,称器官在很短时间内通过秘密途径获得,表明有军人及其机构深度参与。”  

  2007年《报告》第15页写道:“据一名去上海做过肾移植的男子讲,他的肾花了2万美元……给他做换肾手术的外科医生是南京军区的谭建明,他在民间医疗机构,却穿军装。好几次他都穿军装外出,过2-3个小时就带着装有肾脏的箱子回来。” 

  在很多国家都认为,军医要比民医更专业,很多人都愿意找军医看病。但问题是,对于指控杀戮监狱囚犯来说军人的出现并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因为在中国,军队跟监狱毫无关系,监狱由公安部十三局管辖。 

  不同时期抛出的《报告》均篇幅臃长,大量的信息与主题无关,其作为证据的前提是读者愿意相信。 

  当然,那些与《指控报告》关联的证人也乐此不疲。 

  不知情的证人 

  2006年第一个《报告》出炉后,作者硬把中国医生扯成“证人”,结果屡屡遭到中国医生的驳斥。“人权卫士”对中国医生的话进行断章取义、编造歪曲,广西民族医院大夫刘国平、中国器官移植协会教授石炳义、佛山中医院眼科医生梁湘军等便是其中的一些医生。他们原话与之后写在《报告》、《调查》中的话大相径庭。 

  梁湘军说:“我后来才得知,自己在境外法轮功网站上已成为爆‘重料’的人物,所谓‘移植器官来源于法轮功习练人员和死刑犯’竟说是我说的。”以下是他的讲述: 

  “我叫梁湘军,原是广东省佛山中医院的眼科医生。作为医生,我深知器官捐献和器官移植的严肃性,不可能像境外法轮功网站写的那样,何况,我根本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我记得,2015年4月上旬的一天,有个自称是眼疾患者亲属的人给我打电话,咨询眼角膜移植手术的事,我从专业角度回答了他。之后那个人扯到器官活摘的话题。因为我不了解这事,且与我的专业无关,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对方把电话挂掉了。我根本没有料到,法轮功网站会有涉及我的那种报道”。

  2014年10月27日,台北市市长候选人柯文哲办公室针对捏造、歪曲事实的“人权卫士”发表声明。声明称:“书中所述‘与大陆官员接洽’或‘购买器官’之情事绝非柯文哲医师本人”,“书中讲述情节与柯文哲医师实际访谈内容有极大落差”,“柯文哲医师已正式委请律师发函该作者,要求更正书中不符事实之内容”。柯文哲还表示,他从未说过“所有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

  在实践中,任何记者都可能会发布类似的乌龙消息,也不一定是记者的错,只要语气委婉地宣布撤回消息就解决问题了。伊森·葛特曼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事过两年后又重炒冷饭,并在自己的个人网站竭力辩解,称虽然柯文哲医生自己不承认,但他还是“指的法轮功”。说实话,伊森·葛特曼底气明显不足。不妨请读者们自己评判:没有采访录音,因为“谈话是私密的”,柯医生的英语不流利,何况还是电话采访。但葛特曼却凭着自己的好记性引用人家的话,还要让人觉得,他对和柯医生谈话的理解与诠释 “仅限于我们两人”。

  海外“维权人士”如此频繁遭到驳斥,在此不禁要问:你们所指的关键证词不是证人说的什么,而是你们想听的什么吗? 

 

(责任编辑: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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