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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非理性到理性

发布日期:2015年11月23日   文章来源:凯风网   作者:启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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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作为宗教状况及其相关现象的社会观察者,我们访谈膜拜组织成员,是想探究个体在膜拜组织中的前后状况,包括为何进入法轮功组织,习练中个体意识和行为变化,以及膜拜组织成员对个体精神自由控制属性的认识与其理性认知、行为能力的关联等。

  在深度访谈数位法轮功前成员,分析归纳其进出法轮功的精神状况,以及关联的社会文化、主体心理和历史现实因由的可能因素后,本文主要以两个案,朱先生和刘女士,来说明法轮功前成员脱离膜拜组织后家庭和社会融入的生活建设等,呈现其精神意识内外的现实人生阶段,以期传达和共同探讨中国膜拜组织成员的相关情形。

  关键词:法轮功;自我;精神黑洞;文化人格

  Abstract:

  As a social observer to the religion and related phenomenon, the reason that we do interviews with members of the cult organization is to understand the individual status in and out of it. Why he or she joins in falungong,his or her consciousness and behavior change in the worshiping process, and how they  analyze the person’s spiritual freedom control properties, how theyconnect it with  rational cognition and behavior ability.

  We interviewed with several former members,did analysis and inductionwith their mental health, those possible factors about the associated social culture, subject psychology and the cause of historical reality . And then this thesischooses  two cases, Mr. Zhu and Ms. Liu, to explain falungong former members’ life buildingcoexisting in family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o present the life stage existing in  and  out of the spiritual consciousness,to communicate and discuss relevant circumstances about Chinese cult members.

  Keywords:falungong  Self  Psychic collapsarCultural personality

 

  从2013年起,作为大学里民族与宗教的研究者,我们关注到一种现象,中国一些普通民众陷入到一种矛盾的认识中。法轮功组织是一种对人有精神伤害的膜拜组织,但信仰法轮功的有些个体善良且软弱,他们真诚地加入法轮功组织,寻求、“修炼”真善忍,而习练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在这种悖逆关系中,个体可以释放的善性和自我救赎的动能常陷落于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精神黑洞”,受到阻滞。这一“精神黑洞”,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对话奥姆真理教沙林地铁毒气案的受害者和奥姆真理教前成员后所比拟的“黑魔方”相类。“黑魔方”是对精神掌控力量的比拟,它会“异化”人为失去“自我”的“非人”。与之相映照,村上春树用“白魔方”比拟文学叙事对人的精神空间的建设意义。

  本文的非理性,是指法轮功成员曾在社会、家庭人际关系和交往中,执迷于膜拜组织中的习练,从而阶段性完全失去自我的主体文化心理尖锐冲突的状态;而理性是指法轮功前成员回归常态、返回家庭、建设生活的状态。

  法轮功前成员,是我们的深度访谈对象。择8位法轮功前成员与法轮功精神相遇的现实情形,简述在下,作为深入解析的背景。当下四十余岁的朱先生曾因贫穷及父母的身体病弱而同练;五十多岁的白女士因身体不好、调工作始终不顺偶然接触而练,六十岁的刘女士因丈夫和弟媳长期相好,贬斥她难看等极度自卑而练,她身体好,系法轮功组织传播骨干;七十多岁的王老太,因神经衰弱、儿子离婚有躁狂症、找不到解决出路而练;逾古稀早已退休小学教师王老师、工人李女士(同练),因身体病弱,乏与家人交流而练。与研究者交流较深入的王老师也仅能站在个体直接经验的角度,片面认识法轮功表象,难以理性认识法轮功基于精神控制对个体、社会显性和潜在的危害性;六十多岁一贯勤勉的肖女士,自小因得传染病幸而存活但弟弟病死一直被家庭排斥,成人后因年岁已大而嫁了一位小儿麻痹症丈夫,内心不妥而遇习法轮功;喜欢读书曾为编辑社编辑的魏女士,出身名门,身体病弱,曾与前夫感情甜美深厚,但因婆婆涉入,前夫爆发严重精神分裂——躁狂证而离婚。魏女士因家中大姐借钱一事间接认识了法轮功习练者刘女士,引至家中照顾自己生活而同练法轮功。

  归纳访谈事实可知,这8位前成员的个人境遇差异明显,但都企图寻找精神慰藉,而法轮功恰恰提供了一种精神活动,只不过是一种极端个人崇拜的直至精神操控的精神迷途或裹挟。

  但同等的人生困境,为何大多数人未陷落于法轮功的精神裹挟?而发现了自我、挣脱出法轮功精神控制的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建设力的发生机制,都需要研究解析。

  因篇幅所限,本文选取两位,呈现其人生历程,解析其精神内在,以期传达和共同探讨中国膜拜组织及其成员的一个侧面。

  一、前成员与法轮功组织的遇离

  1、朱先生:一位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情结

  朱先生,属猴,1969年出生,祖籍江西,学习优秀,是家庭贫困的农村孩子。从一重点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一高科技公司做研究工作,年薪挺高。朱先生是因为朋友介绍和自己身体不好开始练法轮功。后来他参加体育锻炼,办报纸,渐渐有了新认识,认为法轮功是走火入魔的邪教,还劝说了四位前成员脱离法轮功。2013年起,朱先生开始学习心理学,表达出很愿意进入社区从事心理疏导建设方面的工作,并提出自己的系列思考和主张,如建议孩子多从人性的角度看待问题;如宗教不是一个孩子能弄清楚的,包括大多数大人也搞不清楚;如教育中应注重加强学习者的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等。

  2、刘女士:一位发现了“自我”的奶奶

  刘女士,属兔,1951年出生,初中文化,她自己说“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卑,太自卑了”;“这些年在外面工作找到自信,发现自己不是那种特别笨的”;“我怎么能脱离呢,是因为自我学习我才了解了,才走出来”;“进去太深以后,就失去自我了,没有自己的思维了”;“任何人都帮不了你的内心,必须自己帮助自己,……太不容易了。这是一门科学,不是人人都能做的”。恢复理性后的刘女士在家中帮儿子带孙子到两岁时,儿子儿媳放下成见,开始叫他妈,她为此激动,觉得儿子接纳自己了。从那时起,她对家庭、社会、法轮功的看法有更深刻的认识。刘女士帮助社区两三个人脱离了法轮功组织。

  二、前成员的精神回顾与现实思想

  1、朱先生的精神探索

  朱先生,是涉足自然科学领域研究的知识分子,强调自己受到的理想教育和对国家的绝对信任,加入法轮功,是探索。回顾自己进出法轮功组织的历程,他提出了如下思想议题。

  (1)宗教是双刃剑。不把宗教讲清楚,会带来道德的负面影响。但是有宗教的话,就会引来像奥姆真理教、法轮功、美国的大卫教等邪教的滋生蔓延,产生负面影响,宗教会纯粹强调人的精神因素,如果有人思想不正,就会利用它达到个人目的,给社会带来冲突。

  宗教不是一个孩子能弄清楚的,包括大多数大人也搞不清楚。

  后来他研究人性,分析中国的社会现象,试图找出中国政治文化和人性进程的关系。人性这一切入点,是讲清楚宗教问题,引导和合理解决问题的关键。道德和人的愿望,符合人的欲望和各种因素。

  (2) “思想领域的探索,不是具体跟现实的规划”。他说自己看书、做事,一直做思想探索,可将这一探索具体化到生活中,比如,“对于晚辈,我应该聊什么话题,能互有帮助”,“假如我有孩子,我知道怎样去教育他成人。”

  (3)再择业的朱先生面对未来生活,传达了豁达乐观的情怀:“心态是愿望,生活质量是现实环境,两个方面去照顾好。生活质量应该从家人的心态去解决。”“人际交流这方面,有一些技巧,让人感觉去关心他、照顾她,重视。如果你要是去比较的话,温饱这些东西,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人快乐不快乐?其实就是自己把标准放低些。很多东西,对世界认识得很清楚的时候,你不会有那种不快乐,通过聊天交流可以化解、把心结打开、释放。“我愿意跟人交谈多一些,假设社区要开一个交流的地方,我愿意在业余的时间去,毕竟我花很多时间在这方面,我有一些感悟,花很短时间给人带来很大的改变。”

  2、刘女士的“自我”生长

  刘女士,在孙女诞生后的下一代家庭中完成了新一轮的自我确认和自我实现,她的辛劳付出,换得了尊严。与下一代良好家庭关系的建构,将她牵系在和美现实生活的投入中,不再滑向无根无望的法轮功的精神修炼。

  她说自己通过学习,找到了曾经失去的自我,没有几个人能搞清楚这个问题,而这是法轮功控制人的路径。在刘女士的精神跋涉中,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驻足。

  (1) 女性的独立人格之弱

  外在和内在之间存在疏离。在外人看来,2001年,她仅是为健身随大流而习练法轮功,丈夫对她不错。“两个人搞对象的时候,丈夫是工人,之后,他慢慢慢慢的行政级别升上去了,他嫌弃我长得又笨又难看,然后我就特自卑,您说我有那么难看吗?”

  但其实,她身体状况良好,穿衣有一定品味,同一个单位身为小领导的丈夫却总是贬斥她,让她长期自卑痛苦,且因丈夫与妯娌的历史情感瓜葛的难解而陷入痛苦。当被问及参加法轮功组织,跟你爱人有无关系时,刘女士明确回答,“第一嫌我难看,第二嫌我笨。为什么练法轮功投入进去了,因为投入进去了,我在这里边儿的时间太长了。”

  当刘女士遭遇困境时,儿子不满于她。后来儿子娶外地媳妇,大家再在一起生活时,儿子儿媳都不叫她妈,看不起她。再后来儿媳妇怀孕有孩子了,她给他们带孩子。带孩子至两岁之后,(儿子儿媳)突然叫她妈妈了。她自己特别激动,觉得她儿子认可自己了。后来,她对家庭、社会、法轮功的看法渐成独立深刻的认识。

  (2)丰富女性的自我觉醒

  “在我醒悟的阶段,问题的原因我都找出来了,就是因为太自卑了,这些年在外面工作找到自信,发现自己不是那种特别笨的。”刘女士说自己爱好特别多,运动,旅游,画画……。

  当访谈人请教“高级知识分子为什么会练法轮功”时,刘女士答,“虽然有工作,是高知,但是对佛教的了解为空白。我怎么能脱离呢,是因为自我学习我才了解了。为什么法轮功能让人入进去那么深。因为强迫人的思维,迎合人的需求,控制这些人。练功身体好。”

  当访谈人说及有各种原因让人进入法轮功时,刘女士答“都有体会”。“进去太深以后,就失去自我了,没有自己的思维了。你就是一个信。” 对此中的精神跋涉,仅初中毕业的她洞若观火,观点明晰,“任何人都帮不了你的内心,必须自己帮助自己,自己给破了。太不容易了。这是一门科学,不是人人都能做的。没有几个人能这么清楚。”

  失去自我,奋力找回自己,这是刘女士穿过荆棘、解决意识问题的基本轮廓。

  三、文化人格的发展与尊重扶助下的精神突围

  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人格形成有作用,这是人类学考察的发现和印证。进入法轮功组织的习练,让朱先生和刘女士竖立起与家庭和社会文化环境的隔墙。而在不断的开放式的扶助带出中,两人跨出“自我专注”的瓶颈, “内在同一性”有所发展,从而具有某种人格美德力量。

  打开沟通之门,与前成员或习练者一起触摸、认识、解析、建设自我,这是建设改善的方向、应有之策。该策略以尊重、理性、叙事为基础。尊重的前提,理性的认同,新视角的叙事,是本研究个案访谈的操作起点。

  1.自我发展与人格美德力量

  朱先生和刘女士,从精神围困中走出,起因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勤勉、为他人行动的美德,这一美德,是埃里克森所指的人格发展后的力量。朱先生因此超越了“获得创造力感,避免‘自我专注’”的第七阶段;刘女士,跨越了“获得亲密感而避免孤独感”的第六阶段以及前述第七阶段的瓶颈;从而具有了“一种坚实的内在同一性”,走向成熟。

  自我发展存在于同一性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这种同一性,“一是对个人独特性的意识感,二是个人性格经验连续性的潜意识追求,三是自我综合的一种标准,以及作为一种与群体的理想和同一性的内在一致性的保持”[1]。它们发生于个人与人际互动、社会互动关系的不同时期。

  2.建立文化性的社会扶助体系,敞开尊重沟通之门

  伴随个案主体经验的现实苦难,在膜拜组织中初步而持续的精神和情感受益过程中,访谈者的精神意识逐渐被刻板思维控制,直至损害事实发生。这样的结论,出自各类访谈对象,包括法轮功前成员,其家人,观照教育沟通的社区工作人员,和美国邪教研究专家罗斯的研究见解和结论有一致性。

  “眼神直而茫然,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像梦游人”,社区工作人员描述法轮功痴迷者的状态。但他(她)也是受害者,看起来“无可救药”地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表达“我要努力先活下来”。因此鼓励、帮助该群体成员寻求专业扶助,变得非常必要、重要。

  与研究假设吻合,苦难,事件,纠结,是法轮功个案对象的现实情状。损害,救助,争议,是国际视野下个案对待中的常态。但深入沟通、公正应对、化解问题,始终是访谈主旨之一。

  基于如上详述,研究者提出,文化人格的自我觉醒,是精神意识博弈的关键,而社区人际沟通建设,是培育和发展文化人格的有益通道。

  法兰克福批判学派哈贝马斯“未失真的沟通”的理论构架,在“理解、事实、适当、诚实”有效沟通的四个要求下,访谈回归日常生活的法轮功前成员;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宏观背景下将问题具体化,与被访者共同正视人生普遍但具突出性的苦难遭遇于个体时爆发的心理冲突、导致的“扭力”体验(由强到弱依次为应对扭力、愿望扭力、相对剥夺扭力和价值观扭力[2])和无助感,较深而细地呈现访谈个案从非理性痴迷的功利性的心理,到自我建设、现实扶助而至突围解决的历程,梳理和再现其内在冲突和突围的文化心理。

  重现了有缺陷但又善良、朴素、有匹夫之责的两名习练者出入法轮功组织的轨迹后,在本文的最后,想借用辜鸿铭先生的表述,来传达论述之外的一种认识,中国人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纯朴,概括为一个词,就是“温良”。法轮功前成员,在走出膜拜组织的精神控制后,回归正常的生活,也透射出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特质,发挥出其生活建设的动人力量。(作者,北京联合大学教授)

 

  [1]刘慧莹.  埃里克森自我同一性理论的文化解析[J]. 社会科学辑刊. 2002(03)

  [2]张杰唐勇 .《压力不协调与自杀:从155个案例看扭力体验》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9(11)

(责任编辑:乱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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