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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自己

发布日期:2006年11月30日   文章来源:凯风网   作者:张文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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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1931年9月出生,6岁时抗日战争爆发,所以我的童年与反对日本侵略、全民抗战紧紧相连。

  我家住在南京,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就随着父母跑。(敌人后面追,老百姓前面跑)母亲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带着我们6岁、4岁、1岁的三个孩子开始了动荡不安、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非人生活。孩子小不懂事,但大人的灾难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刚离开南京不久,南京就遭到了日本鬼子的大屠杀。跑到湖南长沙,母亲生下了三妹,不久前方吃紧了赶紧又跑,前脚刚到长沙就遭到大火,这些惨案都是有历史记载的。印象最深的是跑到贵阳,有一天,全市百姓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鬼子飞机狂轰滥炸贵阳,当时我一人在院子里玩,听到了飞机响声,本能的赶紧趴在地上。孩子们对敌机轰炸已经习以为常,知道在没有大人的情况下,怎样保护自己。我清楚地看见敌人的轰炸机,低空飞行把成箱(真像是从箱子里倒东西一样)的亮晶晶的炸弹投到贵阳市的大街小巷,尸横遍地,惨不忍睹,这就是有历史记载的贵阳大轰炸。轰炸结束,清理尸体的工作整整进行了一周,大人不让我们孩子上街。一周后,在街上还让我看见了担架上抬着的尸体,用白布裹着,两只穿着靴子的脚露在外面,这个可怕的景象对一个7岁的孩子来讲,真是太可怕了,永远在记忆中抹不掉。颠沛流离的生活又过了1年,家搬到了黄山,可以在简陋的小学上学了。记得教我们的老师是两个从东北流亡到黄山的学生,他们教我们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后来家搬到黄山脚下的屯溪,日子就过得相对稳定了,也上学了。学校的教育仍然是和抗日战争紧密相连的,印象最深的是抗日歌曲,班上唱、全校唱、出去演出唱、参加大人的歌咏队也唱。我可以毫不自夸地说,抗日歌曲没有一首我不会唱的,抗日歌曲伴随我度过了整个童年,那是永远泯灭不掉的民族正气。

  50年秋,我进了华北革大,受的是全新教育,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多做自我批评,对别人的批评要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对工作要服从分配,要向张思德学习,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等等。

  51年8月,我分配到察哈尔省工业厅,省府所在地是张家口。当时的察哈尔是相当苦的,秋天赶上全省抗旱救灾,我主动要求去了平鲁县(穷县)。在农民家吃、住,农民很纯朴,听说是省上来的,把我们当成上宾,上宾也只不过吃的是山药蛋莜麦面。记得最深的是由一家只有一个老太太,屋子里真是四壁空空、伸手都快不见五指。我们摸着进去,看她坐在炕上,炕上是破苇席铺的,真是一无所有,外面的菜地里稀稀拉拉种了些蔓斤(像萝卜),我的心都沉下去了。一个月后我带着一颗沉重的心和一身跳蚤回到了张家口。改革开放后,看见报纸上报道平鲁县开发了一个大煤矿,是中外合资的,我真心替平鲁人民感到高兴,将来他们的生活一定有很大改善。

  52年我调到官厅水库工作,30年辗转穷山恶水之间,真正做到了: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安家。60年以后我当上教师,那是育人的工作,组织给我放在了这个位置,我不敢懈怠,直到85年我因眼病提前退休。

  回忆走过的年代,我是要找到我为什么在人生路上走了五十多年,退休了却会走到法轮功的邪路上去?这是我回忆这段历史的主要目的。

  退休后,眼睛一直不好,相继出现眼底出血,泪道堵塞,视网膜脱落(这是眼科中的大病)白内障,整天和医院打交道,心里烦透了。随着医疗改革医药费不能报销,单位不景气,退休工资又少,在这种情况下,练上了法轮功。1999年7月,政府取缔法轮功并定为邪教,自己认识不上去,认为不让公开练我就在家偷偷练,谁也不知道。其实,我错了,李洪志不会叫我偷偷在家练,他要我走出去,否则不给我净化身体,不给我消业,要替他鸣冤叫屈。几年来,在这种错误的、自私的思想指引下,做了许多与政府法令相抵触的事:往人车筐里塞传单、给我认识的练功人递经文,严重地破坏了社会治安,让百姓深恶痛绝。自进了转化班,在公安、街道、居委会、帮教老师的帮助下,我严肃认真的分析自己,彻底认清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与法轮功、李洪志决裂。

  自从练习法轮功以后,我对政府的法令、对周围亲朋好友反对法轮功的言论,我曾经一概嗤之以鼻,不理睬,我认为我是直接受益者,别人说什么都没用。从此我脱离了社会、脱离了家庭,把自己放在了他们的对立面上。现在明白过来才知道,这种想法是极端自私的。练习法轮功后使我逐步丢弃了自己的多种爱好,读书、听音乐、舞蹈、参观美术馆……我全部放弃了,因为那都是常人的情,凡是常人的情都要放下。记得02年母亲节,儿子给我弄了一张芭蕾舞的演出票,我硬是不去,最后被儿子死拉活拽去看了演出,感觉真好。但是,回来后却总觉得对不起李洪志,对常人的东西沉迷太深。我每天生活在极狭隘的空间,除了买菜、上超市,很少与外人接触,也没有共同语言。在家就是看《转法轮》,看不进去也硬逼着自己看。家庭矛盾激化了,丈夫烦我、儿子烦我,说我成天就知道法轮功,我自觉不自觉地远离了家庭、远离了社会。

  改革开放后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在社会上泛滥,自己在思想上找不到答案,觉得社会变坏了、人心变坏了。人人都为钱忙是天经地义的,这样的社会怎么好?我把李洪志当做救世主,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认为只有他才能救中国、救世界,把他当作神,顶礼膜拜、言听计从。拿着李洪志的话当手电筒,到处照、到处指责,只有别人的毛病,没有自己的毛病,对党、对国家、对社会毫无责任心可言。其实,李洪志教我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私”字,我成了一个对社会、对国家、对家庭极不负责任的坏人。

  练法轮功后,我身上很多好的思想都没有了,过去听着每首革命歌曲,都能引起我一段美好回忆,但现在再也不会让我动心,因为那是要去掉的情。过去听着那些无私无畏、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的模范人物的报告都会激动,例如:焦裕禄去世后,报纸上专篇报道了他的事迹,我看了心中久久不能忘怀。从那以后,我只要看到那枝繁叶茂不起眼的泡桐树,就使我想起了焦裕禄,是他用泡桐树摆脱了贫困县严重的盐碱灾害。但是自从练习法轮功后,听到任何英模报告,我都无动于衷了,因为李洪志告诉我,要放下人的情、祖国情、社会情、党的情、家庭情,这些我全都不要了。其实,我把所有的情、所有的名、所有的利都给了谁?全给了李洪志,而李洪志给我的全部是为私为我,让我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做不了神也做不了人的悬在半空中的漂浮物,什么都不是。如果全国人民都练法轮功,全成了私欲澎湃的人,这个社会真的是无可救药了。

  自从练了法轮功,我已经找不到自己了。几年来,像是一场梦,如今梦醒了,我要找回我自己。我应从半空中落回到地上,扎扎实实做人,一切从自己做起,把爱心奉献给社会。

  我也希望那些还在为李洪志痴迷的人:不要整天生活在黑暗中,不敢与人接触、看谁都是便衣,除了偷偷在家练功,抱着《转法轮》看,就是偷偷往人车筐里、门缝里塞那些没有用的传单了,难道这就是修炼、这就是上天?这不是笑话吗?其实,你连人都没有做好,说法轮功练习者痴迷,我过去很不接受,现在认识到真是该把这个“痴”字的病字旁去掉,才能做到“知”。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怎样去做大公无私的人。想起这些还在家偷偷练功的人,我真的很痛心,希望他们能尽早上转化班,为了使自己明白过来,为了不再给国家社会增加麻烦,一定要补上这一课,找回自己。

  我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但我愿在有生之年,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为国家为社会尽一份应尽的责任,让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信念、道德规范得到发扬光大;让全国人民齐心合力,共同创造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美好幸福的明天。我要找回自己,溶入在这美好的幸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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